從千年歷史中走來的古老國學，如今突然又“火”了起來。“國學與管理”相結合的討論不絕于耳，各種“總裁國學班”也順勢而生。然而，對此擊節(jié)贊賞者有之，冷觀質疑者亦有之。國學之于管理，究竟是附庸風雅的應景之作，還是一個無須討論的必然之需?

一點澄清

關于國學與管理的結合（先不說怎樣結合），最近頗多爭論。有人說國學等于管理，因為國學是用來“管人”的。（這是誰的Mission Statement？孔子、孟子、荀子都沒有這樣說過。）有人說國學是“大智慧”，把大智慧定義為管理，簡直是把國學妖魔化。（難道管理不是大智慧，而是小把戲嗎？）

這樣的爭論就像中國的許多爭論一樣，一邊好像俗不可耐，只有形而下的關懷；另一邊卻總是給人以瞧不起實踐的印象，顯得只有圣人情操，沒有王者作為。恕筆者直言，這樣的爭論和80年代“姓資姓社”的爭論一樣，對正在建設全球增幅最大、機會和風險可能也最大的經濟的中國企業(yè)家、經理人而言，一點吸引力都沒有。他們太忙了，消受不了連篇累牘的高談闊論；他們需要真正的大智慧。

首先必須嚴正指出：把管理定義為“管人”也是對管理的妖魔化。任何社會、經濟的發(fā)展都是管理的結果。管理也需要大智慧；以為不受大智慧指引和約束的管理都只不過是“瞎搞”，都會像一切昏庸、腐敗的舊朝廷一樣，逃脫不了破產和失敗的厄運。

稍微年長的人或會記得，文革期間曾把政治定義為專政，把孔孟之道污蔑為統(tǒng)治者的幫兇，同時也把企業(yè)管理指責為“管、卡、壓”，應由政治運動取代，這些其實都是同一條荒誕邏輯的延伸。從那時到現(xiàn)在已40年，仍有人沿著這條邏輯去說話則更加荒誕。

發(fā)展的教訓

馬克斯•韋伯的一個成就，就在于揭示了基督教文明（新教傳統(tǒng)）對現(xiàn)代資本主義發(fā)展的促進。雖然韋氏的學問屢屢受到質疑，人們也沒有必要鉆文化決定論的牛角尖，但事實上也沒有人能顛覆他的基本理論。按照當今學者的認識，不論新教傳統(tǒng)與現(xiàn)代資本主義的發(fā)展關系如何定義，它起碼是造成當時歷史變革的那場“完美風暴”中的一個風暴。（記得電影《完美風暴》嗎？它是由好幾個風暴結合在一起才形成的。）沒有文化的支持，就難以想像經濟（以及千百萬人的千百萬種經濟活動）具有獨特的、別人不可比擬的價值，更不會有一種大框架來約束人們的基本愿望、基本利益和基本關系。

不論一個國家里的法律條文怎樣受到不斷變換的政府規(guī)章的干預，其司法制度又是怎樣的不講情面或無效，在社會層面，這個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信任或不信任、滿意或不滿意、交換或不交換、聯(lián)合或不聯(lián)合，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它的文化來定義的。即使到了現(xiàn)代，世界各國的商業(yè)法律都遵循、比照著同樣的法理體系，日常的司法執(zhí)行也會受到來自文化的，特別是根深蒂固的傳統(tǒng)道德的干預。當今世界上，凡是經濟發(fā)展不成功的國家，都帶有明顯的傳統(tǒng)文化與現(xiàn)代商業(yè)相沖突的痕跡。在西方學者所稱的“失敗國家”里，這種矛盾也往往最嚴重。

然而正如韋伯指出的，在任何一個社會，至少需要文化與經濟碰巧在同一軌道運行，才有可能讓那么多人集中精力和熱情去追求發(fā)展，創(chuàng)造它的超常紀錄。在微觀層面上，甚至在單個企業(yè)中，各學科的研究都已證明：文化的、道德的、宗教的和心理的因素，能對企業(yè)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。

“管理學之父”彼得•德魯克說：“正因為管理的對象，是為著一個共同目標而工作的人的集體（Community），所以它永遠以人性為課題，永遠探究善與惡。而我作為管理咨詢者所領悟到的神學，要遠遠超過先前受過的宗教教育。”（Drucker，The Daily Drucker）這不應理解為僅僅談美國企業(yè)（那里大量員工都是教徒），而是一個具有普世意義的判斷。

大智慧大在哪里

對國學的寬泛定義，可以認為是中國的經典學述，即在經典時代（諸子百家）形成的關于道德和智慧的學問。當然，在道德層面上，儒家是它的代表。

國學之大，至少有如下幾個特點：

大融會。首先是與實踐的融會。單單是中國書店里，賣管理書籍的地方也賣國學經典這一現(xiàn)象，就有它的獨特意義。它反映了國學有一種與實踐相親近的特性。它比西方哲學更接近日常生活，更容易也更有賴于在實踐中融會貫通。從《論語》開始，先秦哲人就以常倫來說道理，加上兵家、醫(yī)家、農家樸素學風的浸染，再加上后來禪宗通俗哲學的影響，中國國學一直重視對具體事件的解析，用現(xiàn)代人的話說就是案例教學—整個“二十四史”可以說就是一個國學的案例庫。

國學也從不關心征服異教徒的問題，對君子、小人的區(qū)別也主要在于個人修養(yǎng)和德行（而不在于血統(tǒng)或出身），它便成為一個超出一般定義的宗教的開放系統(tǒng)。這個開放系統(tǒng)不承認異教徒，也不承認邊緣人，也不強加任何類似偶像或神父的精神代理。

大原則。在道德哲學的層面，國學堅持的是為數(shù)不多的幾條做人、為政的大原則。這些大原則凝聚了人類各大文明最基本的價值，尤其是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和“君子成人之美”的教誨。

但與其他宗教不同，國學特別強調學生個人的獨處、反省能力。西方學者也說反省思維（Self-Reflective Thinking）是在自由選擇的時代，個人堅持道德生活的惟一手段。中國先賢提出的反省三原則 “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”（《論語•學而》），尤其具有現(xiàn)代意義。

大智慧。國學從儒家道德的主軸延伸出極豐富的實踐智慧。不錯，這些智慧并不糾纏什么商戰(zhàn)先機、炒股妙法、談判技巧、公關秘笈，它們講的東西絕對是大道理。不過這些大道理不是空道理或其實本不存在的廢道理，也不僅僅是每個時代的人都要一再追問、反復定義的，屬于終極哲理的問題。盡管有不求功利的一面，但中國智慧很大一部分內容，是在討論堅持形而上的大原則前提下，如何排除困難、順利進取，取得形而下的成功。國學是一門探討好人如何辦好事的學問。

大成就。儒家強調現(xiàn)世作為和不朽功名。以道德情操變?yōu)閷ΜF(xiàn)世成就的追求，是理論聯(lián)系實踐的契機，也是精神轉化為物質（或物質的文化）的一道門檻。因而國學鼓勵所有超越自我的努力，崇敬任何具有三不朽意義的事業(yè)。但那些最具感召力的案例，那些歷代士人景仰的成功者，全都是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，毅然挺身而出承擔起歷史重任的大英雄。他們的事跡將伴隨國學典籍一道對中國文化產生深遠影響。

學習并成功著

在很多其他領域里，尤其是在討論純學術問題的時候，每當人們說起國學，總有一個潛臺詞，那就是以所謂西學作為對立。但在討論管理問題的時候，這種國學、西學的對立卻很少有人糾纏，宣揚以一方將另一方取而代之的更幾乎不曾見。這應該被認為是管理學比別的學科做得更成功的地方。

這一方面大概是因為西方學術（包括管理研究）功底深厚，實踐積累也多，中國人變革 開放不到30年，現(xiàn)仍處在一個引進、消化，而后翻新、創(chuàng)造的階段。

另一方面，可能也有一個潛在的文化上的共識：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文化，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文化，但不論中西，凡是要把人們組織起來開創(chuàng)一個事業(yè)，都需要追溯和體現(xiàn)各自文化里的道德價值。這些道德價值無孰優(yōu)孰劣之分，即使彼國人不能完全理解，要想在此國發(fā)展企業(yè)，也必須尊重；反之亦然。任何有成就的跨國生意、跨國企業(yè)，一定是要建立在彼此容納、彼此學習，甚至彼此發(fā)揮的基礎上的。

這也充分反映出：以人際關系而論，管理是一個比虛心、比大器的藝術。近年來西方管理學大師屢屢將管理稱為藝術（Liberal Art），且覆蓋社會、政治等各個領域。在組織學和領導力研究的意義上，將它定義為比虛心、比大器的藝術應不足為過。

筆者常想，孔子把“學而時習”與“歡迎遠朋”一并放在《論語》開篇，必有其微言大義，后人不可不察。相比這樣的偉大器量，那些動輒否定洋人或否定傳統(tǒng)的現(xiàn)代人（尤其以發(fā)表這種言論為學術的人），或許都只能被視為“不肖”。